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85岁的樊锦诗再次回到公众视野。近期，编号381323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为敦煌永久守侯。

与此同时，她毕生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樊锦诗文集》出版；“樊锦诗基金”也正式成立，继向北京大学捐资1000万元后，樊锦诗再捐1000万元，支持敦煌文物事业发展。

樊锦诗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护整整60年，她也从一名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青春靓丽的姑娘，成为满头银发、享誉中外的“敦煌的女儿”。“是敦煌塑造了我、成就了我，没有敦煌也没有我的今天。”樊锦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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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樊锦诗从事敦煌研究60年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博领域资深专家、相关领导，以及樊锦诗曾经的同学、同事对她投身敦煌研究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分享了不少樊锦诗身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着交往多年的同仁、朋友们回忆过往，头发花白的樊锦诗不时微微地笑着，点头向发言者致意，还不时认真地记下大家关于文物工作的建议。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我应当自觉投身于祖国的文物事业，正视敦煌石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坚守初心和历史使命，为做好敦煌石窟各项工作尽自己应尽的责任。”樊锦诗轻柔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坚定，“要继续为敦煌服务，更好地回报社会”。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厌千回改”

在敦煌60年，樊锦诗带领团队在石窟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阶段迈向科学保护新阶段，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得到国内外文物业界高度肯定和评价。

在多年的同事，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张先堂看来，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团队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甚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

张先堂记得，《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从院级课题立项到完成出版，前后历时11年。“其中缘由很多，除了历史机缘的集聚、学术条件的逐步改善需要时间外，更与樊先生对学术研究工作高度负责、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有关。”他说。

历时十多年精雕细琢，《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一经面世，就得到各方高度评价。报告曾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引起国际敦煌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张先堂回忆道，2011年，他与樊锦诗一起在巴黎参加法兰西学院组织的法中敦煌学研讨会，樊锦诗在会议上介绍考古报告，童丕、郭丽英等法国著名敦煌学专家翻阅当时尚未正式出版、还处于散页清样的敦煌考古报告时，即予以肯定和赞扬，后来樊锦诗荣获法国“汪德迈汉学研究奖”。

2013年，张先堂在莫高窟资料室见到来访的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佛教艺术史研究专家韦陀教授，韦陀翻阅着樊锦诗的考古报告，夸赞这本考古报告写得非常好，非常有创意和典范性，激动地表示要组织人把此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

“我为樊院长的学术成果得到国际敦煌学术界赞誉感到高兴，也感受到作为中国敦煌学者的自豪。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流传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被彻底扭转。”张先堂说，樊锦诗曾告诉他，自己用40年时间写出敦煌石窟第一本考古报告，才算完成了当年北大毕业时老师交给她的任务。这让张先堂更加真切懂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厌千回改”的内涵。

在樊锦诗看来，“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从事文物研究工作者要练就的一门硬功夫。“樊先生在敦煌的60年，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择一事，终一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看来，这正是樊锦诗执着坚守、久久为功，用生命让敦煌重生的写照，“这也是她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

除了学术上的坚守，作为敦煌研究院多年来的管理者，樊锦诗为保护敦煌默默地付出了大量不为人所知的努力。

中国文化遗产院研究员黄克忠与樊锦诗是相识多年的同行和朋友，多年来，在面对要改变莫高窟管理体制的大事前，樊锦诗挺身而出，抗住压力的事例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黄克忠介绍，1998年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这明显是违背文物保护法的”。当时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如坐针毡。为了保护好莫高窟，樊锦诗找出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此为准绳，多次向有关方面反应，慷慨陈词，保住了莫高窟。

2014年年底，地方出台的大景区建设规划中，将莫高窟-月牙泉列入规划。“这是要改变莫高窟的管理体制啊。”黄克忠说，为了阻止此事发生，樊锦诗四处奔走，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经过一番不懈努力，最后没有改变莫高窟管理权。

“在这一过程中，她置个人健康和安危于度外，人瘦了10斤。她尊重历史和事实，敢讲真话，不怕得罪人的做事风格，值得尊敬。”在黄克忠看来，敦煌研究院之所以发展如此快，成果那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体制始终未变”。